有思想、有深度的社科新书

比较有意思，只是书名有点夸张，因为全书主要讨论的是古代希腊的无神论者，探究他们的思想、抗争以及所受的压迫。开头部分描述无神论者所受的遭遇，作为中国读者，颇有时空错位之感，比如作者感慨：“我们默许一场语源儿戏：仅仅根据无神论者（atheos）在语源上是缺乏（a-）对神（theos）的感应的人，就把他们从人群中挑选出来。在这里，是否具备神感俨然成为一种识别标准。”（第5页）“历史久远的无神论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权问题，即是否应当承认无神论者在现实生活中理应和其他人一样得到尊重和包容，并且可以不受打搅地度过他们的人生。”（第6页）在第8章“对无神论的审判”中，作者介绍了多个因为持无神论主张而被审判的案例，不过也许是材料理解分歧的原因，总觉得有几位无神论的言论并没那么旗帜鲜明，但还是被判有罪且流放甚至处死。相反，作为从小就接受辩证唯物主义学习的中国读者，对王充和范缜这两位无神论斗士，大约都耳熟能详，他们两位渎神的言论如此直截了当，最后也没啥事。

中文系教授如何为自己的家乡写史？出于专业、或也出于个人情感，都是我想读这本书的理由。于“史”而言，这或许算不上是规矩的作品——即使作者颇费力气地统计了1965-2015年漆家山家族户数人口表；绘制了2015年的村舍民居图——如作者序中说，这是“尝试性的纂述，所以从体例结构到叙事方式，都有很多缺陷”。作为一部私人撰述的村史，于我这个读者而言，更感怀于作者坦露的真诚和叙写出的人情、乡情、国情。

对宋杰先生所著《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久闻其名，几个和我一样喜爱三国史的朋友读过之后也连声夸赞，但一直没有狠下心来开读，毕竟这是一部厚达1525页的真正意义上的“大书”，读之前，需要找找状态。疫情期间，枯坐家中，只能读书消闲。这才发现，《三国兵争要地与攻守战略研究》读起来一点都不难，不仅不难，简直就像打游戏一样有趣。上册的“曹魏篇”就是一部曹操发家史，让我这个从《三国志》时代开始，每次游戏开局都选曹操，而且把《三国志曹操传》打了无数遍的老玩家倍感亲切。中册的“蜀汉篇”我最关注“姜维统军时期的北伐与兵力部署变化”，喜欢《三国志姜维传》的读者，肯定和我的想法一致。下册的“孙吴篇”我的阅读重点则放在了“三国战争中的夷陵”上，原因无他：因为我是湖北宜昌人。总之，这部书给了我极大的惊喜，值得向每一位喜欢三国史、军事史和历史地理的朋友推荐。硬要挑毛病的话，最大的遗憾就是所附地图少了点，而且都是黑白的。

古诗词给大多数人的感觉大概是美则美矣，遥不可及。本书作者黄晓丹提供了一条打破时间隔阂的通路。不论古今，人生的终极问题都是相似的，于是便有了理解前人的可能。黄晓丹引用了美国存在主义心理学家欧文·亚隆对人生烦恼的总结：死亡、孤独、自由和无意义。仅仅一两个月后，新冠疫情爆发，从某一个时间点开始，世界仿佛再也无法回到之前的模样，但人类的烦恼，大概仍旧不外乎上述四种。在这个人与人的悲欢越发不相通的世界，不如翻开这本满溢着春光的小书，与大诗人们遥相作伴。

来自专业人士的科普。英文原版问世于2018年，也就是1918年大流感爆发100周年之际，作者复盘了一个世纪以来人类应对流感的努力。在新冠疫情的刺激下，近期有不少疫病史著作出版或再版。这些作品各有侧重，本书的重点在于流感的应对手段（“治疗史”）。作为急诊科医生的作者在叙事节奏上也紧凑明快，时常冷不丁甩出一些医学冷知识，但通俗易懂，适合休闲阅读。

对研究者而言，这是理解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日关系乃至中日关系的重要资料；对大众读者而言，则可以看到一位“话痨”大使关于近代日本政治、社会的生动记录。格鲁发表日记时经过挑选和摘编，出版意在为美国当局处理战后局势提供参考，阅读时应心中有数，但这六百页日记和资料仍蕴含相当大的信息量。

新史学“记忆研究”的奠基之作。我在2016年第一次读到这本书，始终难以理解它的主编、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提出的“历史在加速消失”。然而处在2020年这一由灾难构筑的历史时刻，这句话却反复缠绕着我，它的内涵在这个复杂的历史现场愈发清晰起来。“记忆研究”提醒我们，当历史的见证人消失时，历史与记忆就不再浑然一体。事件在离开了它所发生的现场后，重新被人们用文字、声音、图像等媒介呈现出来，而经过再现的事件与历史真实永远有一定距离。人的记忆也在不同时空中不断地被重塑与修正，意义被不断叠加或删减，内涵逐渐空洞。《记忆之场》不仅仅为我们打开了从马赛曲到普鲁斯特的关于法兰西共和国的集体记忆，同时也标记了史学的认识论转向——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大历史”走向社会史书写。它也同时指向未来，警醒着我们：要把历史从记忆的圣殿中驱赶出来。

怀着对底层人民的深切关怀，作者深入密尔沃基专租给穷人的一个拖车营地和贫民社区，用一年多的时间，跟踪采访了许多租客、房东，还做了大量问卷调查。通过定性、定量研究相结合，以及作者独到的观察力和同理心，为读者呈现出美国底层人民生活的悲惨图景。本书对于时下的中国社会也颇有启示。当家这个起居空间被异化成资产，没有房子落不了户口、上不了学、找不到对象，疫情期间租房者不能进入小区，种种现象也是租客被变相地“扫地出门”。造成这种现象是因为租客个人不努力（贫穷）吗？恐怕历史和社会结构性因素更多一些。

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的一本关于“自发性”的随笔集，旨在透过无政府主义的镜片看待民众运动、革命、寻常政治和国家历史，从而获得一些从其他视角无法获得的洞见。书中的无政府主义不是意识形态，也无关政治立场，而是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模式，可以适用于日常生活中的各类现象，如红绿灯的设置、抄近道形成的小径、地名的设置、林场或种植园的管理、游乐园的设计、科学文献索引体系的意义、养老院与老人间的关系等。通过带入无政府主义者的非国家视角，斯科特讨论了这些现象中蕴含的悖论。

作为法国的国宝级插画大师，让-雅克·桑贝为很多人所知，却是因为他为《纽约客》杂志画了100多个封面，因此从这本收录了这些封面插画的《桑贝在纽约》进入他的插画世界当是个很不错的选择。书中还收录了他与朋友、记者马克·勒卡尔庞蒂耶关于纽约的对谈，桑贝说：“那种身处高楼大厦之间，感觉自己很渺小的感觉，不会让我有压迫感，那就是生活啊，我倒是一直觉得很意外，人们好像总是意识不到自己其实是很渺小的。”

《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作者戴蒙德的新著。“宏大叙事”在我们这个时代时常沦为一个贬义词，但是戴蒙德绝对是宏大叙事的大师，本书堪称是他对人类历史的又一次巡礼，作为生理学教授的他又一次在自己的历史叙事中使用了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的方法论和视角。戴蒙德在本书的最后两章对世界向何处去进行了自己的预测，但他也绝对无法预料2020年会是如此的凶险和艰难，新冠疫情将全世界都拖入了危机之中，如何应对危机和不确定性，恰恰是我们可以从书中获得的智慧。

克尔凯郭尔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其短暂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著述。尽管在他去世之后（1855年），他的著作很快被人遗忘，但在20世纪初，它们的价值又被一些德国学者重新发现。《克尔凯郭尔传》这部重要的传记时隔近20年被译成中文出版，应该是读者的幸事。传记作者尤金姆·加尔夫（Joakim Garff）本就是克尔凯郭尔研究专家，对丹麦神学、神学与哲学交叉的领域有深入的研究，在详细叙述的哲学家生平中恰如其分地介绍其作品和思想，可信度较高。

本书由施米特的五篇短篇小说组成，五个故事皆是围绕着“爱”这一主题来展开，而作者依靠其精彩的构思凸显出了“爱”的神秘莫测、变化多端。正如同许多读者表示的那样，施米特高超的写作技巧让人想起了欧·亨利与莫泊桑等大师。更加有趣的是，拥有法国高等师范学院哲学博士学位的施米特在本书的五个小故事中讨论了爱的背叛与忠诚、爱情的社会认同性、爱与身份、爱的相互性等一系列问题。

本书作者马场公彦是日本岩波书店的前总编辑，书名中的“播种人”源自岩波书店的社标，而这社标又取自法国画家米勒的《播种者》，寓意“思想文化的传播者”。读《播种人》的过程中，你会深刻体会到一个日本老牌出版社对于这一寓意的坚持。年过六旬的马场公彦，在岩波书店任职的最后几年还在为应对数字时代推动成立新事业部。他并不认为数字阅读是洪水猛兽，相反，他看到读者的阅读行为和出版产业的构造在发生改变，但图书并没有消失，经过了150年的日本出版历史，有些是不变、也是不可改变的，那就是：“身为一个持续创造出版物并将已出版图书在内容、数据两方面进行更新的内容制造商，必须坚持不懈地经营”。为了不丢失作为出版人的自尊与自信，他时常问自己诸如“你了解你出版社的出版物吗”之类的问题，无愧于“播种人”这一寓意。

这是近几年所读小说中最令我惊艳的一本。小说情节复杂，时间线跳跃，作者在多个时空里来回穿梭，不停地转换叙述视角，主线故事之外还旁生出诸多支线，但读到最后你会发现，一个关键人物串联起了整个故事。而回看整本书，作者似有为台湾同志文化立传的意图，但最终却还是在描摹这世间为爱与世俗所困的人。郭强生的文字鬼魅，更添故事的悲凉；书中妙言警句不断，是个人在朱天文《荒人手记》后读到的最好的书写同志的文学作品。